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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国藩的评价

〖来源:www.246ent.com〗
〖时间:2016年11月01日〗〖

篇一:对曾国藩的评价

对曾国藩的评价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曾国藩功过如何评定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和毛泽东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来源请求],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云南的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如此评价曾:“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随后说到“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郐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徐评论道“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信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利益于这些品格”。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南京人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

重光:“夫近代之中国,内罹髪捻之乱,外受夷狄之侵,此方危急之秋也。一时豪杰并起,内乱迭生,天下趋于不治,黎民现乎不生,国藩之出也,剿灭洪逆,实安民之急需;倡行洋务,奠强国之根本,此皆垂世之勋功,历来世人称之。然人多以为曾国藩好杀,遂以‘曾剃头’谓之,亮不以为然也。何也?盖曾国藩出诸书生,有异武将,不杀无以树威,不杀无以慑逆,且发逆太平军多不屈,不杀等乎聚敌也。曾国藩善用人,其幕府人才济济,如左宗棠、胡林翼、彭玉嶙、塔其步等,皆一代将才,曾国藩遇之如子弟,用人不疑。至于荡尽洪逆,拥精兵数十万,控江山近半壁,苟听谋士之言,则可南面称王,朝廷莫能制也。曾国藩耻曹莽之为,拒其教言,将湘军尽数解散,乃成忠名。处世炼猾,城府至深,喜怒不形于色,纷扰不累于怀,处,与发逆每战多北,数殆覆军,更朝臣构怨,君上猜测,此时也,曾国藩习老子之术,清心寡欲,自勉自励,使之无此坚志,何期后时之功?自律极严,不耽声色,不爱金钱,不逞奢华,行军起居唯麻衣竹器也,为当代官府罕见也,教子以慈,督弟以严,家法缕析,虽行军匆忙之间,尤弥而不废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其文也称于时也。

对曾国藩整体评价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意见分歧源于评价的视角不同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问题上的分歧显得更为突出。对曾国藩的评价涉及对太平天国的评价。1949年以后,肯定洪秀全否定曾国藩成为主流思想。

“文革”结束以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历史及曾国藩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以及历史小说《曾国藩》、历史电视片《太平天国》问世,又推动学术界研究曾国藩的巨大兴趣,出现了思想活泼、观点纷陈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从各个不同视角衡量曾国藩。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总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活动、有军事方面的活动、有经济方面的活动、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一位历史人物,他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有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造诣、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曾国藩得出的不同观点。(注:本文引用这些观点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说明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是本文作者据这些观点为己有,因此一律不注明这些观点的出处。)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这是从曾国藩效忠清王朝建立军队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又有人评论曾国藩说:“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於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即既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的角度,亦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衡量曾国藩,并从“救国救民”的角度肯定曾国藩是与孙中山一样的“民族主义”者。

还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从学术造诣和军事指挥能力的角度衡量曾国藩的。

也有人对曾国藩作如下评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反满革命的角度批评曾国藩的。

更有人认为:“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的代理人,认为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这种评价是从反对满族屠杀汉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批判曾国藩“丝毫没有民族思想”。

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会得出不同的论点。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总的标准用以统率从各个不同视角的评价,即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这个总的标准就是衡量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比他的前辈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要阐明这个观点必须从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标志说起。

我多次陈述过如下的观点。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标志有三个方面: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载体。就社会客体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是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这一点我想分歧是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述资产阶级历史作用时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过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这种政治上的成就指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社会主体指的是人自身。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发展当然要包括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人自身的进步发展包括三个内容,即人的文化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品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载体即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改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思想与方法都推动了社会载体的进步。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当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并不会是同步的,往往呈现参差不齐的态势。

这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标志,也是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或者说是总的标准。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分析历史人物,最终都要归结到这个总的标准上,衡量他在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如果是起促进作用的话,还要分析他比他的前辈向历史多提供哪些东西?

二、评价曾国藩需要解决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以上述总的标准衡量曾国藩,我个人认为,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金田起义是一场危害社会的动乱,还是一场正义的事业?

这个问题是导致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意见分歧、对立的根本。下面说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清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腐朽。经济上,大地主巧取豪夺,田连阡陌,贫困者无立锥之地;政治上,各级官吏苟且谄媚,贪污腐败;学术上空疏无用,脱离实际。鸦片战争前夕,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出当时已经是一个“衰世”。他希望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他说了一句十分深刻的话:“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但清王朝充耳不闻,不考虑做任何改革。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主张并呼吁改革的人增多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主张,曾国藩也奏陈民间疾苦,建议清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上种种呼吁都没有促使清廷觉醒,社会进一步腐败下去。正如一位广西籍官员龙启瑞所说:“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草莽之间狡焉思逞者,即无事之区,亦将乘间窃发。”(《经德堂文集》卷6)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形势逼出来的。从现象看,农民活不下去,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实质上看,则是清王朝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社会停滞,只有自下而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王朝统治,社会才有前进的可能。太平天国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无疑,它是正义的事业。如果将以暴力为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腐朽的政权扫除历史发展的障碍视为革命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战争无疑是一场革命。

正由于这样一种性质,太平军在早期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拥护。李汝昭是湖南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他在《镜山野史》一书中描述太平军在武昌、南京的情况说:

“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1](P.10)

大清王朝已沦落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太平军冲击清王朝统治,冲击传统文化,亦即冲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

曾国藩竭力维护清王朝统治,反对太平天国,从《讨粤匪檄》看,他倡导的是中国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维持现状——停滞不前的社会。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太平天国,从其兴起开始,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不能因为它有缺点和错误而否定其革命性。

农民军兴起以后本来有两个发展前途:一是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将旧王朝推翻,达到扫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的目的;二是缺点与错误逐步扩大,在推翻旧王朝统治以前就逐步腐败灭亡。太平天国走的正是后一条道路。太平天国到了后期,内部矛盾激化,政治紊乱,官员腐败,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李秀成总结“天朝十误”,其中四条属军事指挥方面的,其余六条均为政治方面的失误。李秀成、洪仁gān@②和容闳都向洪秀全提出改革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施。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在“洋务运动”方面,曾国藩是实践他人的创新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创新?

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派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制造出第一条大轮船、设立江南制造局并翻译泰西科学书籍,因此有人誉之为“中国现代化之父”。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应予辨析。远早于曾国藩就有人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远一点的学者,如魏源、徐继畲等人且不说,就以太平天国时期而言,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一个具体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案,传到清政府统治区以后,曾国藩的贴心幕僚赵烈文看到它十分赞赏,在1861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

“庚申七月刻《资政新篇》一本,贼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较明白,其中所言,颇有见识。一曰风风类。……二曰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诚悦服,而于夷情最谙练,所有在沪两国教士,皆列名在上,此皆两粤人习染年深,视外邦如神明,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煞。三曰刑刑类,……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2](P.168)

过了五个月,赵烈文又上书曾国藩说:

“历世以来,轻信妄言以启边衅多矣。始则视之为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倏战倏和,一彼一此,覆辙之败,千古共蹈。……夫夷人非异人也,术非异术也,反其所为而用之,其效必可也。……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难为也。”[2](P.191-192)

9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洋务运动”的第一步,不能不说与赵烈文的建议有关,亦即不能不说与洪仁玕《资政新篇》的思想影响有关。

曾国藩与李鸿章奏准清廷派遣出洋留学生。这一举动的思想来源则是容闳的建议,推动这一工作的人物也是容闳。

可见,最初提出现代化思想并提出具体规划的人并不是曾国藩。曾国藩的作用在于将这种先进思想付诸实践。

第三个问题是: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前人?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以学术为例。曾国藩是当时的一位理学大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曾国藩有下列一段评论: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抵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点一变。”[3](P.120)

此段文字是指曾国藩重视宋学研究。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论及曾国藩时有下列文字:

“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

“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4](P.576-577)

以上两段叙述曾国藩为学重视实践即“转移风俗,陶铸人才”,强调“刚直”、“忠诚”与“器识”。钱穆又认为曾国藩在学术上谋求汉学与宋学之会通。他说:“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礼家。”[4](P.585)

根据梁启超与钱穆的分析,曾国藩的学术成就在于破除汉学与宋学之门户,谋求两者之会通,其用力点则在于应用——转移风俗、陶铸人才。我个人赞同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曾国藩在学术上有成就,但有多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仍值得深入研究。在道德伦理与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

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一定会将曾国藩研究的水平提高一步。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A].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Z].上海:中华书局,1962.

[3]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商务印务馆,1937.字库未存字注释:

(资料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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